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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的家庭地位为什么那么高?
发布时间:2019/9/19 23:26:43        浏览次数:

  一个男人,出入菜场与摊贩讨价还价,或者系着围裙在灶台边打转……此情此景,在上海是并不鲜见的。上海男人名声在外的善于和勤于操持家务的形象折射着此地的人们接受和实践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和观念,这就意味着就整体而言,相较别处的女人,上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较高,有话语权。

  有趣的问题来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男尊女卑”传统的古老国度,为什么上海女人会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上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取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人云:“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上海女人的家庭地位从何“由起”?

  说来话长,此事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元朝说起,从引发中国“棉花革命”的黄道婆说起。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自黄道婆海南崖州归来,向家乡的人们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纺织业由此勃兴,导致上海的家庭收入构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女性的收入快速增长,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来源甚至主要创造者。由此发端,历经元、明、清一直到现在,在上海的家庭中,女人的收入始终是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对家庭财富贡献既然举足轻重,则其在家庭的地位,自然不遑多让。

  其人其事

  以今人的眼光视之,黄道婆对棉纺织行业的贡献之巨,足以载入史册。然而,虽然在民间有关黄道婆的传说和故事甚多,正史上却找不到片言只语!较为可靠的史料,见于元人陶宗仪的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襦、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南村辍耕录》)

  史料语焉不详,黄道婆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所能确切知道的,是黄道婆自海南崖州回到松江乌泥泾,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家乡的人们。她不仅教人们制造出各种的纺织机具——捍、弹、纺、织之具,还教给人们以各类的工艺技术——错纱、配色、综线、挈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进的纺织机具和工艺技术的引入,使得家乡的纺织业一扫“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之困境,面貌为之一新,迅速在全国市场打开了局面,并创造出了“乌泥泾被”这一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梧溪集》)。

  松江崛起

  众多的乡亲们为之受惠,“仰食者千余家”,当地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南村辍耕录》)黄道婆之功,不止福及当时,亦泽被后世,绵延数百年。作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明清两代,上海及其四周的江南地区的人们无不深受其惠。造福人民之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歌谣的世代传唱,是家乡的人们始终铭记黄道婆恩泽的明证。

  乌泥泾所在的松江府,因为黄道婆对纺织机具和工艺的革新,棉纺织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产量和质量均据全国之冠,棉纺织业由是日益兴盛,超越苏州成为明清时期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松江府志》)当其时也,“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各市镇上,“四方商贾之贸贩花布者,群集于此”,“商贾辏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贸易所及,松江所产布匹不仅销往全国各地,也远销日本、南洋东南亚诸国以及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微观家庭

  “松郡棉布,衣被天下。”这盛名之下,是一户户家庭的辛勤劳作。《松江府志》载,当地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家纺、户织、远近通流”,“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这是说,很多家庭是夜以继日地从事纺织,白天抱着纺好的纱线、织成的布匹去集市售卖,然后买回棉花、棉纱回家开夜工纺纱或织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光启亦云:“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这些都明白地指示这样的一个事实:纺织,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所系!

  虽然不乏男子参与其中,但不得不说,纺织之事,女性天然地更为适宜,尤其是手工作坊时代,女性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自元朝之后,对松江府的女性而言,纺织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技能,更是一种维持家庭生计的职业。“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皇朝经世文编》)

  甚至,上海县志载:“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多勤。善织纱,篝灯燎火,至达旦不休。终岁生资悉仰给于织作。”可见,因为纺织业的发达,女子纺纱织布带来的收入,成为当地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有记载说,一个女儿纺纱织布的收入,超过了其父、兄在田里耕作的收入。浦东三林塘一带,把心灵手巧,能织出高品质布匹而卖出“顶价”的姑娘,誉为“顶价姑娘”(已婚者称为“顶价娘子”),因而媒人盈门,身价倍增。家长亦引以为荣。

  纺织既为一家生计之所系,而纺纱织布的主要承担者又是女性,则作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清季,浦东三林塘一带,女子择偶有一定的选择权,男女一经定亲,即可互相上门往来。七宝镇则有民谣:“娘娘手里讨针线(零花钱)。”财政大权操诸主妇之手,女人内外操持,擅一家之政。

  不言而喻,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源自家庭内部的收入格局的转变。这收入格局的转变,则主要起自女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其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变得举足轻重,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可有可无。进而言之,男女平等,非唯思想观念而已,本质上是一个生计问题。一个衣食俯仰于男人的女人,需要依靠男人养活的女人,在家庭中是不可能有话语权的。唯有经济足以独立自存的女性,才有可能争得应有的地位。

  问题

  “男耕女织”向来是古代中国家庭的生活图景,“女织”的产出,主要用于家庭内部成员的自给自足,或者是极小范围内的交换。何以到元朝及其之后,松江府的人们“俗务纺织,他技不多”,何以“女织”跃升为家庭的生计所系,家庭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为什么松江府的人们可以借此而生活?

  市场的扩展。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说得明白,社会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正是因为松江棉布行销全国和海外市场,所以松江府的人们可以专事纺织而衣食无虞甚至发家致富。不止此也,市场的扩展,也使得松江府纺织产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深化,一道道工序演化为独立的行业,颇有特色类似专业街的街道和制造纺织工具的专业户也随之出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

  回答

  近代浪潮

  上海开埠,来自西方的机制棉纱棉布涌入中国市场,洋布的价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左右,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因此受到致命冲击。在传统棉纺织业衰落之际,近代的工厂企业开始在上海出现,这其中就包括外资和民族资本开办的各类轧花、纺纱、织染、制绒、织麻、织绸、袜衫等企业。无数棉纺织手工业作坊的工人和家庭手工业者纷纷进入这些工厂充当雇佣工人。纺织女工和在其他工厂当工人的女子,无不有着独立的经济来源,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律上明确“男女平等”,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作,“双职工”家庭涌现。在家庭的收入贡献上,女性顶起了“半边天”。

  社会规律

  从家庭转向社会,亦是如此。历史上曾有一个漫长的时期,人类社会的主导权,掌握在女人手中,那便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人类“靠天吃饭”,其从事的生产活动,是采集、狩猎和捕鱼。男女的分工,是男人进行狩猎和捕鱼,女人负责采集。采集远比渔猎的收获稳定,因而成为部落和氏族成员衣食的主要来源。女人的产出贡献,既然主导着部落和氏族成员衣食的供给,则掌控部落和氏族的权力落入其手是自然不过的。待到人类社会逐步进化至农耕文明,生产方式改变之下,男人的产出贡献超过女人,社会的主导权遂转入男人之手,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论武力也即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准则,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性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其直接决定着权力归属:胜负一分,权力即定,胜者掌控权力。从经济学上看,武力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租值消散之庞大难以想象,推之极致,足以令人类毁灭。余以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核心要点,就是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制度安排,尽可能地用别的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来替代武力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从而大幅减少了租值消散。君不见,迄今为止,只有人类走出了原始的丛林!人类远祖的那些朋友和敌人,至今还在丛林中生活,执行着“弱肉强食”的竞争准则。

  如果搁置了武力这个前提,上述的事实——从上海女人家庭地位的转变到人类社会主导权在男女之间的轮替,可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权力定律:武力不论,权力的归属取决于产出贡献。谁产出贡献大,谁就掌控权力。家庭如此,社会亦如此。补充一句,不要看名义上权力归属,要看权力实际掌握在谁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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